谈明代：最后“汉祚正统”，却是诗歌史上的噩

明太祖平天下乃定大中，承二韩而定立皇明。在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的眼中，明代是自秦、汉、唐、宋之后的末代汉祚。

“君王死社稷，天子守国门”的壮势声威自不多言，其中鲜有人知的是，中国文学逮至明时竟险濒绝嗣--------而其复兴之任竟是由“窃国者侯的清代”来完成的，何由为此？又何至于此？

明宣宗行乐图，由商喜所绘

中国诗歌史自《三百篇》以降，至近代民国而止。历代（于诗）皆不乏有推陈出新之力，唯独在“末汉国祚”明代，以近三百年的酝酿、以远超前代的诗人（作品）之数量，却成了凝锢在画板上的污溷。

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龙榆生

近代词学大家龙榆生甚至在其论文中开宗明义的说道：“明诗喜言盛唐，乃不免化神奇为臭腐；又多立门户，以相攻击；作者虽多，要为诗歌史上之一大厄运已！”

中国韵文史

究其根本，不外乎时政和文风的交感。有明一代之人文才力，在结社勾营和上束其思的影响中，几乎消磨殆尽。

于时政而言，明太祖兼收了“士隐”的权利，演变成了“寰中大夫为君用者”即“诛其身而没其家”的剧烈动荡，甚至于鲜有文人能从官之后能能有善终的，不管是洪武26年胡惟庸的涉杀三万，亦或是高启的辞官而腰斩都是如此。

于文风而言，明文人将结社酬唱的诗思碰撞，竟演作党同伐异、互相标榜的谀奉集会。但有革新之文人皆不与之为伍，基本上都转头在散曲小说中发展；剩下樊篱恪旧者，要么高谈复古汨没灵性，更甚者竞相袭剽，以上附所好者-------一代诗朝，竟沦于此。

古代文人的结社酬唱

当然，明代诗并非出生就是畸形，而是在明朝一代又一代文宗们的前赴后继下才逐步衰敝，甚至在明朝开代（诗）犹有昌荣之根。

明初诗坛的中兴之势，却被扼于摇篮之中

国家不幸诗家幸，明朝开代，政局未稳，处于这个时代的文人大多不会有盛世文人的靡靡之病，其中最为特出的两位诗人便是刘基和高启。（王世贞评曰:"才情之高，无过季迪（高启）；声气之雄，无过伯温（刘基）”）

青邱高启诗集

高启（字季迪，长洲人）为人孤高耿介，思想以儒家为本，兼受释、道影响；又才情高绝，于诗而言兼善摹学，其诗出入魏汉唐宋之间能得其风貌：

枫桥西望碧山微，寺对寒江独掩扉。船里钟催行客起，塔中灯照远僧归。渔村寂寂孤烟近，官路萧萧众叶稀。须记姑苏城外酒，乌啼时候与君违。"《赋得寒山寺送别》高启

如《赋得寒山寺送别》一首，连下七八意象，又不见粘滞，便已得盛唐一半风骨；又如《谢友人惠兜罗被歌》一首，绮错能得遒劲，即游走于元、白而粗不可辩。但可惜的是高启能入不能处，还未将所谓熔炼垂一之时，便因辞官而被太祖腰斩，殊为一憾。

刘伯温

刘基刘伯温，自不必多说：明朝开国元勋，但很多不知道的是，刘伯温还是明诗坛的扛把子。

《明诗别裁》"元代诗都尚辞华，文成独标高格，时欲追韩杜，故超然独胜，允为一代之冠。"

刘伯温最擅古体，其诗兼重理、气，境界远大，允为明诗之冠：

天冥冥，云濛濛，当天白日中贯虹。壮士拔剑出门去，手提仇头掷草中。掷草中，血漉漉，追兵夜至深谷伏。精神感天天心哀，太乙乃遣天马从天来，挥霍雷电扬风埃。壮士呼，天马驰，横行白昼，吏不敢窥。戴天之耻自古有必报，天地亦与相扶持。夫差徒能不忘而报越，栖于会稽又纵之。始知壮士独无愧，鲁庄何以为人为？《走马引》

如《走马引》一诗，本为讽喻，但行文遒劲恣意，好似爽面甘冽，刺人在眼，想见伯温胸襟抱负。（注：明宗被弑于晃忽，又庚申帝即位七年乃以尚书之言撤文宗主于太庙，而诏书但以私图传子为言，昧于《春秋》复仇之大义矣。公此诗盖深讥之也。）

可惜的是，这股初振诗坛之风气还未张扬，刘基、高启便身死道消-----皆害于太祖独摄专伐的道路上。

摹刻复古与台阁体的荼毒诗坛

• 台阁体＆三杨四杰

刘、高身后，明代诗坛便再无建树（甚至二人作为明诗的领路人却成了明诗的最高峰），永乐至成化年间，以三杨为首（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）的馆阁文臣，椽写盛平，歌功雍容，号“台阁体”，版刻应制却因位高权大，天下莫不争风附庸。

杨士奇与杨荣、杨溥一同辅政，并称“三杨”

甚至（台阁体）所荼毒者不仅限于诗词，更是涵盖了书法、文章，其恶劣程度较之于宋初的西昆酬唱有过之而犹不及，《四库总目》称此为“阘冗肤廓，几于万喙一音”。

沈度之台阁体

宋初之“西昆体”尚有欧阳修等人拨乱反正，但彼时明代诗坛，却在积陋颓丧之时又被引上了歧途。

弘正（孝宗年号弘治，武宗年号正德）四杰”（李梦阳、何景明、边贡、徐祯卿）起，言诗必盛唐，而风气为之一变。何（字仲默，信阳人）、李（字天赐，更字献吉，庆阳人）最负重名，力倡复古；而李东阳（字宾之，号西涯，茶陵人）实为先导。嘉靖（世宗）间，李攀龙（字于鳞，历城人）、王世贞（字元美，自号弇州山人，太仓人）出，复奉以为宗《中国韵文史》

而李梦阳、何景明、边贡、徐祯卿倡导的这种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极端潮流，便直接葬送了明诗的创新和风格；且七子徒有虚名，至沦为"高处是古人影子耳，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"

天下推“李、何、王、李为四家人，莫不争效其体。梦阳欲使天下毋读唐以后书”（《四库空同集提要》）

明代中期文坛领袖，前七子之首李梦阳雕像

明诗有“前后七子”之说，但这十六位文坛巨擘却是一脉相承的在坑戗明诗坛。李梦阳等人谬论在前，李攀龙、王世贞等人尾附其后，依然是一副“诗必盛唐”的论调。

明后七子

如李攀龙一生皆在老杜之中，摹拟词色，又不通精要，初读见生气魄，再读则是一派老杜面目，三读则味同嚼蜡，当然，按毛先生的说法是“李攀龙还是有写的好的诗嘛！”

如李攀龙的《拟陌上桑》，便直是将汉乐府的《陌上桑》点金成铁，将古拙质朴的民风生剥出一股文人式的刻腐。

“公安三袁”的革陈与《诗归》的复坏

前后七子的袭古之风，直到袁宗道、袁宏道、袁中道三人才渐有消弭，三家以唐之白居易，宋之苏轼为法，认为古人有可学之处，今人也有创新之力，不必全在“唐人”。

“唐自有古诗，不必《选》体，中晚皆有诗，不必初盛；欧、苏、黄、陈各有诗，不必唐人。唐诗色泽鲜妍，如旦晚脱笔砚者；今诗才脱笔砚，已是陈言；岂非流自性灵，与出自剽拟所从来异乎？”（《静志居诗话》引）

《静志居诗话》

但三袁过后，明诗又开始立本为范，钟惺、谭元春二人合编《古诗归》、《唐诗归》，标学为“竟陵体”以附竟陵八友的声律要害之意。虽然在纯文学上（竟陵体）并非一无是处，到不全是朱彝尊所说的“着一字务求之幽晦，构一题必其于不通”，但明诗到此，诗也将亡，国也将亡。

总言

明诗初兴，被太祖暴政所抑，已失其根；后又在“台阁体”、“四杰体”、“竟陵体”中越走越歪，终至无路可走，无药可救的地界；而充斥在整个明诗坛中“摩古陈拘”、“竞相剽窃”的乌烟瘴气，终使得明代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噩梦。

可笑的，与之对比的“清代”却成了中国文学最后的中兴（关于清代的诗词中兴，可参见拙作《谈清朝：是文化浩劫，还是古典文学最后的辉煌？》）